鮑學超
《時代財富》記者鮑學超（下稱「記者」）：劉博士，您的大作《思考中醫》（以下簡稱《思考》）出版以來，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已經三次印刷，可以說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讀者對您的認同，作為作者，您對此有何感受呢？
劉博士：《思考》出版以後，在未做任何宣傳的情況下能形成如此迅速的走勢，這是始料未及的。這段時間裡幾乎天天都接到全國各地讀者打來的電話和信件，從與他們的交談中，發現他們中間有搞中醫的，而更多的並不是在從事中醫這個行業，但是他們卻一直在關注中醫，一直希望中醫走出困境，一直在盼望和尋找一些有關中醫和傳統文化的好書，這對於我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中醫也好，傳統文化也好，需要從事這個行業的人的努力，同時也更需要行外人士的關心和支援，我想這是中醫以及其他傳統文化能夠不斷延續的一個重要條件。
記者：我們很想知道作為《思考》的作者，您要給讀者傳遞的一種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呢？
劉博士：我想這個東西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就是：信心！學習中醫在過去需要信心，在當今更顯得重要。這與中醫這門學問的特殊性以及中醫目前的處境都是很有關係的。
去年元月 20 號，我與廣西中醫學院一附院的唐農院長曾一道拜訪了當今中醫界的元老鄧鐵濤教授，鄧老與我們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談話，談話的中心就是圍繞著如何令學人樹立信心這個問題。鄧老甚至把「信心」作為中醫入門的一個標誌。學人不管是學士、碩士還是博士，你在中醫這個行業是否已經入門，就看你具不具備這個信心。而如何引導學人，使他們對中醫有一個牢固的信心，是全部中醫教育的一個最根本的任務，也是衡量中醫教育成敗的關鍵。學人一旦具備了這個信心，其他的一切都好辦了，而反過來，幾十年的現代中醫教育培養的這麼些中醫人才，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改弦易轍？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半途而廢？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身為中醫卻在完完全全地行持西醫之道？實在地說就是因為缺乏信心。沒有這個信心，一個潮流、一個風浪就把你打趴下了。
記者：這的確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也是在閱讀您的《思考》時自始至終能夠感受到的。那麼，您能否談談這個信心怎麼建立呢？
劉博士：我想建立信心無非兩個途徑，一是從理立信，一是從感立信。從理立信就是從理性入手，從文字入手。這就需要我們對中醫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有深入的瞭解，不知道中醫是什麼樣的學問，把她當西醫來學，把她當現代科學來學，這個信心怎麼能夠建立起來呢？那當然就越學越沒勁了。
前不久，《光明日報》的一位記者採訪我，當談到中醫這門學問與西醫有什麼根本不同時，我給他作了一個比喻，比如一顆橘子是甜的，現在我們要設法使它變酸，怎麼辦呢？西醫的方法是充分地研究橘樹，瞭解它的基因，然後通過改變橘樹基因的某個片段，來使橘子變酸。那麼中醫呢？中醫的方法很簡單，讓它過淮就是了，不是有橘過淮則酸的故事嗎？淮橘為枳，中醫用的正是這樣一個方法。通過改變時空，改變方位，改變事物所需的條件，從而使事物向著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以這次的「非典」為例，如鄧老所說，「中醫完全可以獨立地治療非典」，但是中醫是否也需要像西醫那樣，要完全搞清楚這個 SARS 病毒以後，才能制訂出一個治療措施呢？不，完全不需要！通過辨證就能夠制訂出完善的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SARS 病毒再厲害、傳染性再強，它也需要一個基本的致病條件，而中醫通過辨「證」就能夠把握這個條件，再通過適當的方法來改變這個條件，條件沒有了，SARS 病毒也就不攻自破，不殺自亡，這正是中醫治病的方法。而通過這個方法我們應該可以感受到中醫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
中醫和西醫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怎樣才能更好地認識這條不同於西醫的路，進而把它走好來呢？古聖今賢的經驗都告訴我們，必須從經典入手，必須依靠經典，捨此實無他途。曾國藩亦云：經以明理，史以明事。我們要想從理來立信，怎麼可以不牢牢地抓住經典呢？這是我在《思考》中反覆強調的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就是從感立信，從感立信當然是指感性的方面，而這方面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師徒相授。我對中醫的真實信心，其實就是在跟師的這個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傳統的師徒授受，傳統的師徒生活，這個感性很方便地就被傳遞了，而通過這種方式，學人是比較容易生信的。相比之下，現代的中醫教育模式中，這個感性是很難傳遞的，要傳遞的也是比較糟糕的感性。這就使得中醫的立信之腿無形中少了一條，加之在現代的中醫教育中，經典的重視程度每況愈下，如此一來，另一條「從理立信」的腿便也變成了瘸的。只一條腿，還是瘸的，怎麼能走好路呢？那當然就只有用西醫作「拐杖」了。這其實就是在一片大好形勢下，中醫界、中醫教育界所面臨的一個不容迴避的現實。
記者：在《思考》中，我們發現您除了關注中醫的各個層面外，似乎更關注文化的方面，對這一點，您是怎樣看待的？
劉博士：對學習中醫而言，我覺得這是需要特別關注的一面。北京中醫藥大學辦了一個七年制的班，是本碩連讀，這個班的學生頭兩年要被送到清華學習，在清華學什麼呢？在清華跟生物系的同學一起上課，學現代科學。從這樣一個安排來看，主辦者的意圖是很清楚的，中醫的高等教育應該從基礎抓起，而這個基礎是什麼呢？是現代科學。中醫的高等教育需要從基礎入手，需要抓基礎，這是鐵定的。但是這個基礎是什麼呢？這個基礎顯然不是現代科學，它應該是傳統文化啊！我們可以把學生送到清華學生物學化學，幹嘛不把他們送到北大的哲學系、中文系學習傳統的儒釋道呢？這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現在我們許多人把中醫看得太低，看得太等閒，以為讀完高中，能識幾千個字，學中醫就綽綽有餘了。更有甚者，有的人處處以科學自居，看中醫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這也不科學那也不科學，以這樣的心態，要是能把中醫學好，那真叫活見鬼了。所以，在現代學習中醫，首要的就是要改變我們的心態，改變現代人對古代學問的慢心。近代一位著名智者王鳳儀先生曾經說過：道在低處，處低方能得道。道在低處，尤其中醫的道在低處，你不處低，你高高在上，你怎麼可能得著這個道呢？因而要改變心態，就要學會處低，傳統文化就是必補的一課。我們談傳統文化，我們談儒釋道，很多人認為這與中醫有什麼關係呢，不好好學中醫，而去搞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卻不知中醫之於傳統文化，就好像是魚與水的關係，沒有傳統文化之水，那能養就中醫之魚？！池中沒有多少水，我們卻倒了很多魚，還希望把魚養大，其結果呢？魚倒得越多，當然就死得越快。
關注傳統文化、培養自身的傳統文化修養，這對於中醫的學習是非常必要的。看起來好像做了一些分外之事，好像是不務正業，實際是「磨刀不誤砍柴工」。當你對中醫的信心逐漸生起來的時候，當你對中醫的定解逐漸生起來的時候，你就能領悟到此中的奧趣。
記者：在《思考》中，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你對中醫現代化的獨特見解，您還鼓勵中醫的學人應該有更廣大的心量，我們很想聽聽您對這方面的說明。
劉博士：現代化是現代人關注的一個大課題。其實不僅是中醫，任何一門傳統的學問都要面臨現代化。我覺得「保持和發揚傳統特色，走現代化的道路」，這實際應該是一個永恆的精神、永恆的話題，只是中醫界在實踐這一精神的過程中，把傳統與現代完全對立起來了，有一點你死我活的味道。好像要搞現代化就必須改造傳統，就必須讓傳統跟現代一樣，結果怎麼樣呢？現代的味道好像有了一點，可是傳統的特色卻越來越少，傳統的東西卻越丟越多。如果搞現代化是以這樣的代價為前提，那麼，這樣的「現代化」對中醫、對西醫，乃至對整個人類文明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感到對於現代化我們需要重新來理解，尤其不應該站在傳統的對立面來談現代化，應該統一起來。實際上，中醫在 21 世紀存在，中醫為 21 世紀的民眾服務，她已然是現代化了。如果現代的人不接受中醫，那要你中醫幹嘛？中醫自然就死掉了。可是現實的情況是，很多現代人還接受你，需要你，而且這個需要的程度越來越大，這個事實本身就很好地說明了傳統跟現代實際上是不相違的。現代人需要傳統，那這個傳統不就理所當然地成為現代了嗎？現在我們把「現代化」看死了，看得太片面了，總希望在現代之外去另外找一個現代化，就是背著兒子找兒子，這樣一來，很多弊端自然就出來了。比如說我們現在的很多問題都要科研來點頭，什麼是科研呢？辨證論治不是科研，你必須加進現代實驗室的這一套才算科研。用中醫界的笑話說，必須小白鼠點頭才算科研，才能獲得通過。
進人 21 世紀後，人們對世界的多極化、文化的多元性，有了越來越強烈的呼聲。可是中醫界在這個問題上恰恰犯了一極化、單元性的錯誤，一個中醫現代化實際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扼殺了中醫本具的活力，其所造成的損失是很難估量的。現代化的內涵是非常現實的，怎麼樣使中醫更好地為現代人服務，或者說怎麼樣能使中醫在現代社會更加突顯出她的服務特點、她的優勢，這個就是根本意義上的現代化。如果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中醫需要越來越傳統的話，那我覺得這個傳統就是最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當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需要中醫拋棄成見，需要中醫向西醫靠攏，需要中醫西醫化，那也應該在所不惜。也就是說我們不要預先設定一個範式、一個模式，只有這個才是現代化，而其他的都不是，我們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剛剛我們談到世界的多極化、文化的多元性，而在學術界還存在一個學術生態環境問題，這是早些年楊叔子院士提出來的。我覺得在學術界談生態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學術界沒有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只是搞單一的發展模式，從長遠的利益來看，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弊病。有關這一點，我們從這些年的單一的人工植樹造林中應該已經看到了它的後果。自然是各種內因外力長期作用以至均衡的產物，而人類由於利益的驅使，往往目光短淺，破壞這種均衡。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糧食短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於是開墾荒山，砍伐樹木，「敢叫荒山變糧田」就是當時家喻戶曉的口號。這個方法確實也解決了一些暫時的困難，可是幾十年過後，人們才發現荒山樹木對於人類的長久生計似乎有著比糧食更重要的作用，這個時候才又忙著退耕還林。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地球的每個角落都彼此相關，正如莊子所云：生物之以息相吹。中醫作為僅存不多的傳統學問，不但在醫學界，而且在整個人類的學術界都是一方難得的淨土，就整個學術生態而言，她就像僅存不多的一片原始「森林」，其作用在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低估的，我們為什麼要急著去把她變成「糧田」。前車之覆，應該成為後車之鑒！
所以中醫界應該多樣化一些，不能只搞一個模式，應該允許一部分人搞傳統，搞地道的傳統，這個允許當然要能夠在政策、體制、法規等方面予以保證。城市化建設是現代文明的一個標誌，也是現代化的一個標誌，但是如果將這個「城市化」搞到了黃山，搞到了九寨溝，那會是什麼結局呢？這就毫無文明可言了。現代化的程度越高，只能讓我們越來越方便地到達黃山，到達九寨溝，而絕不是為把黃山和九寨溝變為都市，我想中醫的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總之，雖然我在《思考》中表現出一些憂慮，但我相信這種憂慮會很快成為過去，中醫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目前，中醫的教育、中醫的科研，以及中醫的許多方面都存在著一些誤區，都面臨著相當大的困難，但是歷史必將會證明，中醫內在的源自於自然的強大的生命力是會經受住種種摔打的。中國佛協的法聞帥父曾經為前面提到的王鳳儀先生作過一副對聯，聯曰：幾見驊騮無道路，是真龍虎有風雲。聯中的蘊義便是對中醫的一個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