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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日禮物

王文華


每個人,在每個人生階段,都可以忙一百件事情,而因為在忙那些事情而從自己真正的人生中缺席。他可以告訴朋友:「我爸爸過世前那幾年我沒有陪他,因為我在忙這個、忙那個。」我相信每個人的講法都會合邏輯,大家聽完後不會有人罵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但人生最難的不是怎麼跟社會交代,而是怎麼面對自己。爸爸在2000年的12月17日過世,兩年後的今天,我依然收到他送我的禮物。一九九八年十月,爸爸的左耳下突然腫了起來,起先覺得是牙周病,後來以為是耳鼻喉的問題,最後才懷疑是淋巴瘤。在此之前,爸爸一向是家中最健康的,煙酒不沾、早睡早起、一百七十五公分、七十公斤。

由於淋巴散佈全身的特性,淋巴瘤通常是不開刀、而用化學治療的。但爸爸為了根治,堅持開刀。七小時後被推出來,上半身都是血。由於麻藥未退,他在渾沌中微微眨著眼睛,根本認不出我們。醫生把切下來的淋巴結放在塑膠袋裡,舉得高高地跟我解釋。曾經健康的爸爸的一塊肉被割掉了,曾經健康的爸爸的一部分被放在裝三明治的塑膠袋裡。

手術後進行化學治療,爸爸總是一個人,從忠孝東路坐車到台大醫院,一副去逛公園的輕鬆模樣。打完了針,還若無其事地走到重慶南路吃三商巧福的牛肉麵。我勸他牛肉吃多了不好,他笑說吃肉長肉,我被割掉的那塊得趕快補回來。化療的針打進去兩週後,白血球降到最低,所有的副作用,包括疲倦、嘔吐等全面進攻,他仍然每週去驗血,像打高爾夫球一樣勤奮。

但這些並沒有得到回報,腫瘤復發,化療失敗,放射線治療開始。父親仍神采奕奕,相信放射線是他的秘密武器。一次他做完治療後,跑到明曜百貨shopping。回家後我問他買了什麼,他高興地拿出來炫耀,好像剛剛買了一個Gucci皮包。 「因為現在脖子要照放射線,所以我特別去買了一件夾克,這樣以後穿衣服就不會碰到傷口。」傍晚七點,我們坐在客廳,我能聽到鄰居在看娛樂新聞,爸爸自信地說:「算命的曾經告訴我,我在七十歲之後還有一關要過,但一定過得去。過去之後,八十、九十,就一帆風順了。」他閉上眼、欣慰地微笑。

一九九九年四月,爸爸生病半年之後,他中風了。我們在急診室待了一個禮拜,與五十張鄰床只用綠色布簾相隔,我可以清楚地聽到別人急救和急救失敗的聲音。「前七天是關鍵期!跟他講話,你們要一直跟他講話。」我跟他講話,他聽得見卻不能回答。我換著尿布、清著尿袋、盯著儀器、徹夜獨白。「你記不記得小學時有一年中秋節,你帶我去寶慶路的遠東百貨公司,我們一直逛到九點他們打烊才離開……」我開始和爸爸說話,才發現我從來沒有和他說過話。爸爸真的救回來了。

爸爸回來了,我不知道他怎麼做到的,但他這硬氣的老小子,真的就回來了。帶著痲痺的半身,我們住進復健病房,腫瘤的治療不得不暫停。任何復健過的人和家人都知道,那是一個漫長、挫折、完全失去尊嚴的過程。你學著站,學著拿球,學著你三歲就會做的事,而就算如此,你還做不到。但他不在乎看起來可笑,穿著訂做的支架和皮鞋,每天在醫院長廊的窗前試著抬腳。

癌症或中風其中之一,就可以把有些人擊垮。但爸爸跟兩者纏鬥,卻始終意興風發。他甚至有興趣去探索秘方,命令我到中壢中正路上一名中醫處求藥,「我聽說他的藥吃個三次中風就會好!」復健、化療、求秘方,甚至這樣他還嫌不夠忙,常常幫我向女復健老師要電話,「她是台大畢業的,我告訴她,你也是台大的,這樣你們一定很速配。」

我還沒有機會跟復健師介紹自己,腫瘤又復發了。醫師不建議我們再做化療或放療,怕引起再次中風。「那你們就放棄囉?」我質問。

醫師說:「不是這麼講,不是這麼講……」

我知道我的質問無禮,但我只是希望有人能解釋這一年的邏輯。從小到大,我相信:只要我做好事,就會有回報。只要我夠努力,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東西。結果呢?那麼好的一個人、那麼努力地工作了一生、那麼健康地生活、那麼認真地治療、我們到最好的醫院、請最好的醫生、全家人給他最好的照顧,他自己這麼痛苦,結果是什麼?結果都是bullshit!

「還有最後一種方法,叫免疫療法。還在試驗階段,也是打針,健保不給付,一針一萬七。」

免疫療法失敗後,爸爸和我們都每下愈況。2000年六月,他再次中風,開始用呼吸器和咽喉管呼吸,也因此無法再講話。他瘦成一百六十五公分、五十公斤。床越來越大,他越來越往下塌。我們開始用文字交談,他左手不穩、字跡潦草,我們看不懂他的字,久了之後,他也不寫了。中風患者長期臥床,四小時要拍背抽痰一次。夜裡他硬生生地被我們叫醒,側身拍背。他的頭靠在我的大腿上,口水沾濕了我的褲子。拍完後大家回去睡覺,他通常再也睡不著。夜裡呼吸器運轉不順突然嗶嗶大叫,我們坐起來,黑暗中最明亮的是他孤單的眼睛。

一直到最後,當他臥床半年,身上插滿鼻胃管、咽喉管、心電圖、氧氣罩時,爸爸還是要活下去的。他躺在床上,斜看著病房緊閉的窗和窗上的冷氣機,眼睛會快速地一眨一眨,好像要變魔術,把那緊閉的窗打開。就算當走廊上醫生已經小聲地跟我們討論緊急時需不需要急救,而我們已經簽了不要的同意書時,他自己還是要活下去的。

當我握著他的手,替他按摩時,他會不斷地點著我的手掌,像在打密碼似地說:「只要過了這一關,八十、九十,就一帆風順了。」

爸爸過世後的這兩年,我學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叫「perspective」(視野),意思是看事情的角度,就是把事情放在整個人生中來衡量,因而判斷出它的輕重 緩急。好比說小學時,我們把老師的話當聖旨,相信的程度超過相信父母。大學後,誰還會在乎老師怎麼說?因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了,事情真正的重要性就清楚了。在忠孝東路四段,你覺得每一個紅燈都很煩、每一次街頭分手都是世界末日,但從飛機上看,你肝腸寸斷的事情小得像鳥屎,少了你一個人世界並沒有什麼損失。

我的視野是爸爸給我的。我把自己過去、現在,和未來所有的挫折加起來,恐怕都比不上他在醫院的一天。如果他在腫瘤和中風的雙重煎熬下還要活下去,我碰到人生任何事情有什麼埋怨的權利?後來我常問自己:我年輕、健康、有野心、有名氣,但我真得像我爸爸那麼想活下去嗎?我把自己弄得很忙,表面上看起來很風光,但我真的在活著嗎?我比他幸運這麼多,但當有一天我的人生也開始兵敗如山倒時,過去的幸運是讓我軟弱,還是讓我想復活?

有了視野,我學到的第二件事是:搞清楚人生的優先順序。三十歲之前,我的人生只有自己。上大學後我從不在家,看到家人的頻率低於學校門口的校警。我成功地說服了我的良知,告訴爸媽也告訴自己:我不在家時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實踐理想的目的是讓爸媽以我為傲。於是我畢業、當兵、留學、工作,去美國七年,回來時媽媽多了白髮,爸爸已經要進手術房。當我真正要認識爸爸時,他已經分身乏術。子欲養而親不待,我離家為了追求創意的人生,沒想到自己的人生卻掉進這個最俗不可耐的陷阱。

每個人,在每個人生階段,都可以忙一百件事情,而因為在忙那些事情而從自己真正的人生中缺席。他可以告訴朋友:「我爸爸過世前那幾年我沒有陪他,因為我在忙這個忙那個。」我相信每個人的講法都會合邏輯,大家聽完後不會有人罵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但人生最難的不是怎麼跟社會交代,而是怎麼面對自己。

我永遠有時間去留學、住紐約、寫小說、「探索自己的心靈」,但認識父母,只剩下這幾年。爸爸走後,不用去醫院了,我有全部的時間來寫作,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我的人生變成一碗剩飯,份量雖多我卻一點都沒有食慾。失去了可以分享成功的對象,再大的成功都只是隔靴搔癢。

我學到的第三件事是:承認自己的脆弱。爸爸什麼都沒做,只是一天晚上坐在陽台乘涼,然後摸到耳下的腫塊,碰!兩年內他老了二十歲。無時無刻,壞事發生在好人身上,你要如何從其中註釋出正面的意義?每一次空難都有兩百名罹難者,你要怎麼跟他們的家人說「這雖然是一個悲劇,但我們從其中學到了……」?

悲劇中所能勉強歸納出來的唯一意義,就是人是如此脆弱,所以我們都應該「小看」自己。不管你多漂亮、多成功,不管你多平凡、多失落,都不用因此而膨脹自我。在無法理解的災難面前,我們一戳就破。

爸爸在2000年的12月17日過世,這一天剛好是我的生日。他撐到那一天,為了給我祝福。爸爸雖然不在了,但兩年來,以及以後的每一年,他都會給我三樣生日禮物。這三樣禮物的代價,是化療、放療、中風、急診、呼吸器、強心針、電腦斷層、磁振造影。

他離開,我活過來,真正體會到:誕生,原來是一件這麼美麗的事。即使生命是一場空,也要空得很充實;縱然人生是白忙一場,也要忙得很快樂。